为何现代人不愿意生孩子（下）
厦门心理咨询-德仁心心理咨询机构：为何现代人不愿意生孩子（下）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协商在代际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代际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但在现收现支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强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养老，没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动机向政府施压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从而进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别人家的孩子）的负担。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还导致资源在代际之间的流向出现了逆转，整体上不是向下一代转移，而是向上一代转移。
由此，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对热切希望抱孙的老人有个交代，生养个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现，将来有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养老金添砖加瓦，何苦费心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孩子？浪漫、逍遥和自在的两人世界多好啊！19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的生育率稳定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单单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孩子的资本品属性被削弱导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安排上，中国的社保是大统筹、小账户，大统筹就是以现收现支为主，再加上个人账户不断累积的空账，整体上与现收现支无多大差别了，在“养老靠政府”的观念之下，只有不高比例的人愿意生二胎，也就不奇怪了。
重质量的传统
上述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华人社会，其城市化率是100%，不过没有实行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实行纯个人账户性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因素只占了一个，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2010、2011年）。
再看其他华人社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台湾与在美国的华裔生育率都很低。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也是如此，如韩国的生育率只有1.2，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照道理说，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鼓励生育的，不过一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令华人与儒家文化圈的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传统社会，考取功名有各种好处，可以免税，可以入仕，可以在当地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导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理取向。经过N代人的传承与加强，这已经成为了Meme。
1976年，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新造了Meme 一词，含义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及行为模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相类似的东西。”是说，如果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就是Meme（谜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过遗传传承，Meme通过模仿。哪怕后来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个Meme就像病毒一样仍有独立的生命力。由此导致进入现代社会，华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会更高。这是一种重子女质量的模式，对质量的投入与对数量的投入之间有替代关系，势必会压抑生育子女的数量。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从娃娃抓起，自己宁愿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一门才艺，多亲炙一位名师的教诲。许多课外培训机构因此大发其财。大家都这么重视质量，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给孩子的教育培训是层层加码。这会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块的构成上，华人社会的教育支出要明显高过其他社会。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上海只有0.73665。其中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0.88210，上海只有0.7133。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生育0.88个孩子，下一代人口规模以44%的速率指数级衰减。不过即便生育自主甚至鼓励生育，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的中国人生育意愿超低，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弹了。考虑到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家庭只有约25%会真正申请，而生育会分摊到几年之内进行；参考上海一年的申请率不到5%，不妨假设单独二孩政策每年可将总和生育率提高5%，那全国生育率也不过1.24；就算可提高10%，那全国生育率也不过1.3，仍处于超低生育率的范畴。
一个孩子的家庭大概占62%。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放开之后，意味着大部分生育潜能已经放开了。即使放开自主生育，低生育率陷阱也很难走出来了。生育成本的上升、孩子的养老功能被削弱、对孩子高质量的培养，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我们都变成了不愿意生孩子的妈妈们，如果鼓励生育，却没有后续的生育福利政策支持，大家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多费精力花半辈子多培育一个孩子呢？
